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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李晓萍；欢迎关注中财论坛

母亲把我叫到身边，指着客厅的窗户，神神秘秘地：刚才有一只很大的蓝色蝴蝶，在窗户外扑腾扑腾飞，一直想要进来。过几天又拉着我说，昨天在房间，有一只鸟站在窗台，两个眼睛瞪着我，似乎想跟我说话，我怀疑是你爸爸……

他们来我这里不知多少次了，那个房间是专为他们准备的：浅棕的木地板，一张棕红的木架床，飘窗挂了一副浅黄打底的窗帘，上面有暗红与暗绿的树枝造型，拉开后有同款的窗纱。进门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副秋天亮丽的风景画。新房装修好后，第一个春节我们没有回家，专门把他们接过来，俗话说的“香火坑。”意思是新房一定要先做一顿饭，有了人烟，以后香火才能旺盛。

他们一住最少也是一个月，有一次住了半年多。假期就带他们出去玩，去珠海，去澳门，去香港，去深圳大大小小的公园，也算了却他们的一桩心愿。我们一再劝，再住一段时间吧，反正家里没啥事，我们上班，你们帮我们做饭，我们回家也轻松一些。母亲一听急了，一脸不屑，搬出要回去的理由：你们这里饭菜没有家里好吃，出门没有人跟我们说话，还有你小弟谈了一个女朋友，打电话要我们回去看看。

我知道最后一条才是她想回去的真正理由。知道留不住，我们打好票，开车把他们送到高铁站。

父亲大母亲七八岁。那年春天的和风吹了又吹，一阵细雨后，柳芽出枝，隔不多久，河上泛起缭绕的轻烟，阳光出来后，又把水面的薄纱轻轻揭去。

他们经人介绍相识。母亲在镇小学教书，父亲在镇邮局任职，管理着邮局大大小小的事务。父亲诚实木讷，为人忠厚。母亲善言风趣，那年她年方十七，垂着两条粗粗的长辫，梳着齐整的刘海。母亲那时还有一个父母定下的指腹为婚的人，也在镇上。因为经常下乡，两个人很难聚在一起，她于是给他去了一封信，两人从此断了音信。

母亲家有几十亩水田，两座山。家里的鱼塘一年四季养着鱼，到如今她最喜欢的还是吃鱼。她说她母亲命苦，一个家平时都是母亲一人打理，父亲抽鸦片嗜赌，家事一概不管。春耕秋收之季，忙不过来就请帮工。命运多舛，她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，又在失了父母后与唯一的哥哥相依为命。哥哥读了私塾，后在公社办公室做秘书。等到她读书时，私塾取消。一直喜欢嗜赌抽大烟的父亲在她八九岁时离去，母亲也在她十三四岁撒手人寰。

父亲怜惜母亲的身世，兄长一样的呵护，她从此有了依靠的肩膀。他们在父亲单位举办了简洁的婚礼，同事们纷纷都来祝贺。几碟糖果，一铺一盖，是他们新生活启程的开始。

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较远，为方便相互照应，父亲提议把她调到邮局，征询领导同意后，把母亲安排在话务班当话务员。她憧憬着这样美好的生活，以为从此可以比翼双飞。上班没多久，一纸诉状，隔空飞来。黑压压的乌云，直往母亲头上压。她竟然不知道那块黢黑的云团来自何处！

风云动荡的年代，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人，一根稻草，更成了压死骆驼强有力的罪证。

母亲被撤职，父亲被调离。从邮局到公路局，横跨一个海洋。

命运从此枝叉分离。父亲被下放到县公路分段，马底驿，离家几十里。母亲最初还带着哥哥，跟父亲住在一起，在我一岁多之后，房子再也住不下。她被迫去了奶奶住的乡下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。

母亲学会喂猪，养鸡，砍柴，插秧，地里种菜。一次她去背石灰，地面下着小雨，湿滑的路面像踩着踏板车，几块搁置在一起的石灰块从背篓里滚出来，砸在她脚上，痛得她一下歪倒在地。伤心的委屈的泪水山洪一样爆发，母亲哭得山摇地动，哭够了，她丢下背篓，一瘸一拐地走回去。

家里有孩子，有猪，有地等着她，她不能松懈，不能停下来，也不能让人看笑话。她是一个要强的人，别人能做的她一样能。

每到周末，母亲嘱托我们站在村口，看着父亲从对面山坡走过来，我们心里像敲着一面鼓，又像藏着一只只跃跃欲飞的鸟儿。父亲会带我们去后山的菜园挖地，种菜，一担担地挑水。秋天时，他挖红薯，采花生，我们跟在他身后一串一串捡。他边做事边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，那是我们最喜欢听的故事。有一年春节，他带我们一起去了屋后最高的山砍竹条，饿了找一块平地，捡些干枝条，支起架子烧火烤糍粑。他每到周末都会迫不及待地赶回家，尽可能地把重活都揽在肩上，只想为母亲努力分担一些。

父亲并未做过多少农活，从小跟随爷爷奶奶在城里长大，爷爷娶了奶奶在城里教书的同胞妹妹后，家庭才发生变故。一向知书达理的奶奶，在这件事上选择不原谅。日本飞机在湘西小城炸响的那几年，倔强的奶奶带着他们来到乡下。

曾祖父曾在四川的巫溪，叙永做过知事，乡下的房子高大宽敞，到土改时房子被分了出去。两个姑姑出嫁后，剩下三兄弟挤在窄小的屋子里，结婚时只得各自在屋子旁边左搭右搭，才勉强住下。相同的身世令父亲母亲更加捆绑在一起。有时家里想起了琴声歌声，那是父亲在拉二胡，母亲在伴唱。她经常在家里哼曲儿，《四季歌》、《康定情歌》、《南泥湾》等一些那个年代的老歌。清贫的日子里，她把最苦最累的活儿用愉快的心情美好的歌声化解了。

有一年为缓解生活的困境，母亲从城边的远亲家背回一大袋萝卜；为给读初中的女儿穿上一双尼龙袜，她背了一袋谷子从镇上换回一双女儿喜欢的新式袜子；她常常早餐不吃就从山上背回一大捆柴，因此得了胃病，我的记忆中家里窗台的桌子上永远摆着一排白色的塑料瓶“胃舒平。”

那年八月的一天，我在乡下一个叫麻洢伏镇五强溪水电站工地上班不久，接到父亲电话，说我们家已分到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，现已搬回了城里。

父亲深得单位领导的信任，从分段到总段，父亲做了总段的会计。命运多像一条奔涌不息的河流，兜兜转转河水又流了回来。父亲与局长的夫人彭姨一个办公室。小时候，我一个人常去父亲那里玩，彭姨在我眼里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，温婉，说话和气。几次去他们家里，彭姨总拿起一本厚厚的小说在读。那时候看见有人读书，是多么新奇奢侈的一件事。局长是一位南下干部，他后来调任时，把父亲也带了过去。

回到城里后，父亲给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要多体贴体贴你们的母亲，她为我受了太多的苦。当初我们并未过多理会这句话的深意，该生气还是照样生气，该争吵也照样与母亲争吵。从小到大，都是母亲对我们絮絮叨叨，父亲却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，他说我个性像他。等我们也到了母亲当初的年龄，才体恤她当年有多么的不容易。

母亲的身体并不好，时有感冒，还伴有严重的咽喉炎，高血压心脏病。晚上睡觉喉咙会发出呼哧呼哧拉炉箱一样的喘息声。一发作就整个冬天都在咳嗽，打针吃药，中药一盆盆喝，总不见效。吃的药多了，父亲把每个药瓶用白纸贴上，写上要吃的粒数和餐数。早上起床就把药取好，把水倒好，看着母亲把药吃下。

有一年母亲患直肠癌，在长沙湘雅医院做了肛门置换术，住在长沙的五叔婶婶家。在医院的一个多月，父亲静守在她身边，大弟媳也一直帮母亲做饭清洗擦身子。我那时刚好静休多年开始上班，不好请假也回不了家，全得大弟媳通情达理，不怕脏累，帮母亲清洗身体换便袋，一直和父亲服侍到母亲出院。

刚开始母亲用便袋很不方便，伤口发炎久久不能愈合，换便袋的事，便由父亲来做。父亲一直是个讲究的人，平时爱干净整洁，退休后也闲不住，一早起来就开始烧开水，里里外外打扫卫生，屋里屋外东西清理摆放整齐有序。每次帮母亲换便袋，从不嫌弃，母亲问他脏吧，他竟然说不脏，我喜欢帮你做。我偶尔回家帮忙做过一两次，都是掩着鼻息赶快撒手。

父亲在小弟结婚刚一个星期。觉得自己身上最后一副担子终于卸下，高兴得与一帮老朋友去打门球。那年金秋的太阳还很晃眼，也不知是兴奋还是累了，第二天父亲住进医院重症监护室，抢救一个星期，还是没能醒过来。

母亲的天塌了。

她执意要把父亲的遗像挂在客厅，她说可以时刻看见他，也随时可以跟他说话。每次去给父亲扫墓，我们都规劝不要母亲去，有一次拗不过，非要我们带她，她趴在墓碑前边哭边诉半天不肯离开。

她天天诉说父亲生前对她的好，祥林嫂一样，一直沉浸里面不肯出来，人也越来越萎靡。平时生活中他们也会有争吵，但她现在只记得父亲的好。妹妹也一直开导安慰母亲，要她坚强起来。大约过了一年后，有一天接到她电话，说你爸爸生前喜欢看央视国际频道，我现在每天都看。他生前喜欢听戏剧看戏剧节目，我现在买了一个新唱机，里面一千多首歌曲大半都是戏曲。

每次回家我都劝她跟我一起来深圳，一个人呆在一个孤独的环境里，更加难以走出来，她均摇头。直到在家守候父亲五年后，2020年9月，妹妹带她来到我这里。

我们一起去了厦门，带她去看漳州的客家围屋。行走在乡村的风情里，感觉心情像一片清新的流云，自在又安逸。后去鼓浪屿，海滨沙滩，晚上带她坐游船看海。她走路慢，我们每走几步，就得停下，等等她，或走回去搀扶她。曾经与我们一样健步行走的人，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岁月落了下来。慢慢悠悠地玩了几天，她的眉头渐渐舒展。后来有时间，就带她出去玩，渐渐地，她忘记了悲伤。

她跟我说起年轻时曾举报她和父亲的那个人，原来就是给她和父亲牵线搭桥的媒人，父亲当年手下的一个女同事。舅舅早就知道一切实情，却被他隐藏这么多年。父亲走后，舅舅才告诉母亲。逝去的一切均已无法挽回，时间早已改变一切。母亲说那个人的丈夫当年是镇上的武装部长，后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。她的三个女儿还有两个在原来的镇上，没有回城。

那天吃完早餐与母亲一起散步，走在小区外一栋快完工的大楼旁，她拉开身上背的小包拉链，抽出一张纸巾，忽然一张照片掉了出来。我顺手捡起一看，是身着白衬衣英俊的父亲头像。